摘要：以南京建立的首個城市智慧能源綜合生態系統為標桿，推進更多城市建設集變電站、儲能站、電動汽車充電站、屋頂光伏電站、大數據中心于一體的交互性智慧能源系統，更高效、更經濟地調配和使用能源;

新冠肺炎疫情對我國經濟社會產生了較大影響。城市作為我國人口、經濟的高度聚集區，是疫情擴散蔓延的重災區，也是恢復經濟的“依賴區”。能源是城市發展密切依賴的基礎資源，是支撐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的關鍵物質基礎，因此，保障疫情期間的城市能源安全至關重要。

此次疫情期間，全國多城市交通管控、多企業延遲復工，對城市能源安全保障造成了諸多影響和挑戰，但是城市能源管理部門多措并舉，“防疫情、保供應、促復產”，為經濟社會穩定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也為我國進一步完善城市能源安全保障體系、增強應對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能力提供了重要契機。

疫情對我國城市能源安全的影響

一、疫情對城市能源供應渠道的影響

交通管制和港口停運導致城市能源運輸系統不暢。受疫情影響，各地市政府紛紛限制人員、車輛流動。部分地區煤礦只允許上站臺通過火車發運或只能內銷，暫不允許通過汽車運輸外銷，加上部分港口停運，“西煤東送”、“北煤南送”重要通道阻斷，對東南沿海城市的煤炭供應造成了較大影響。

2月5日后，鐵路裝車、港口、水運逐漸復工，煤炭運輸力逐步恢復。2月13日，國家能源集團鐵路煤炭運輸量、兩港煤炭裝船量、航運量分別達到5112萬噸、2754萬噸和1784萬噸。截至3月3日，秦皇島港已實現正常裝卸，存煤回升，“北煤南運”通道運輸不暢的壓力得到緩解。

疫情導致城市能源供應品種“失衡”。受資源稟賦和需求端能源消費結構影響，我國長期處于“富煤”“少油”“貧氣”的供給結構，尤其是煤炭供應占比過高。煤炭作為勞動密集型產業，延遲復工對其生產影響較大，加上交通管制限制了原有庫存的運輸，使得輸入城市用能終端的煤炭占比下降。同時，城市液化石油氣的罐裝液化氣分銷投放因疫情受阻，應急調峰作用受限。

另據國際調研機構WoodMackenzie預測，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導致生產延遲，可能會導致2020年我國風電裝機量減少10%—50%，城市風電供應能力下降。

二、疫情對城市能源基礎設施的影響

疫情管控延后了在建能源基礎設施的建設進程，但對已有城市能源輸配系統運行和維護影響有限。受延遲復工等疫情管控措施影響，一些在建管網、電站、電網等基礎設施的建設進程明顯延后。但是，對于疫情期間封村區段已有輸電線路、油氣管網運行和維護出現的問題，各省市和能源公司采取緊急能源供應預案，對關鍵電力站線、天然氣管網、熱力系統、燃力系統等設施實行應急值守，提供調度、搶修24小時在崗服務，有效保障了城市能源輸配系統正常運行。相比于雨雪、地震等自然災害事件，此次疫情對已投入正常使用的城市能源輸配系統的影響有限。

多地煤炭庫存告急，交通管制考驗城市能源儲備系統。因疫情向全國蔓延、假期延長，春節期間國有大型煤炭企業紛紛停產，部分煤炭主產區煤礦不能按時復工復產，煤炭需求區域性緊張，全國電廠、鋼鐵廠煤炭庫存驟降。

2月1日后，華電集團、華能集團等所屬電廠紛紛向山東能源集團發出恢復煤炭正常供應的告急函。據調查，2月6日，秦皇島港煤炭庫存為412萬噸，為2017年以來的最低點。沿海六大電廠庫存1596萬噸，處于2019年以來偏低水平。交通管制、供應緊張等考驗城市煤炭供應基地的儲備能力。

從終端用戶結構看，城市居民用能總量和比例上升，工業用能需求在復工復產后逐漸回升，商業用能上半年或持續低迷。因疫情實行的延遲復工導致假期整體延長，城市居民用能占比上升，尤其是居民生活用電和用氣比例上升。同時，疫情導致商業和工業能耗普遍下降，并呈現地區性、行業性差異。其中，湖北和工業大省影響顯著，交通運輸、住宿餐飲、文化旅游行業影響較大。隨著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有序推進復工，工業用能逐漸回升。

截至3月3日，浙江、江蘇、山東、貴州、安徽省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復工率超過98%，而福建、廣東、上海等12個地區復工率超過90%，工業能源需求隨之增加。但是，城市購物中心、娛樂場所等因人流量密集，商業活動仍大面積處于休業停業狀態，導致城市商業用能上半年或持續低迷。

從用能結構看，城市用煤、用電需求逐步回升，成品油需求或持續低迷。城市能源需求量巨大，且不同行業需求的能源品種差異較大，例如煉鋼和煤電行業消耗煤炭，有色金屬行業消耗電力。

2月25日，鋼鐵行業和有色金屬行業的復工率分別超過67%和86%，隨著企業復工持續推進，其用煤、用電需求陸續回升。2月12日，全國發電企業復工達產率達到83%。3月3日，全國煤礦企業復工達產率也達到83%，為城市下游行業復工復產的用能需求提供了有力保障。但是，城市公共交通（特別是航空運輸）、旅游行業仍在管控范圍內，受疫情影響的持續時間較長，導致城市成品油需求或持續低迷。

現階段我國城市能源安全的主要問題

一、城市能源應急管理體系不完善

一是城市層面缺乏應對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能源安全應急管理制度。這不利于及時有效協調解決危機時期城市不同能源的調度與保供問題，進而影響對疫情等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的救助與處理；

二是城市層面缺乏能源統籌應急管理部門。當前多數城市的應急管理局注重消防、火災、抗洪、地震和地質災害救援、生產安全事故救援等專業應急救援力量的建設，而未設置專門的城市能源應急管理部門。城市的能源應急管理職能分散在省級能源局、城市發展改革委、商務委、城市管理委等，它們對上要協調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等管理機構，對下要跟蹤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電網公司、電力公司等能源企業，部門之間協調層級繁多、效率不高，對城市能源的安全運行和高效保障形成了較大挑戰。

二、能源供需結構錯配且供應品種較為單一

一是我國產能聚集區和用能聚集區嚴重不匹配。我國能源生產區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區，例如內蒙古、山西和陜西原煤產量占全國總產量的三分之二以上，陜西、四川和新疆的天然氣產量超過全國總產量的三分之二。而我國能源消費區集中在東南沿海城市。能源供需分布脫節導致能源長途運輸，容易受到自然災害、重大公共危機事件沖擊，影響城市能源供應;

二是能源配置品種較為單一。為節省運輸成本，大多城市采用“近地取能”措施，供能品種較為單一，而忽視了多品種能源供應在應對重大危機事件時的作用，當單一品種能源因資源或通道出現問題時，很容易出現城市能源供應短缺。

三、能源儲備結構和消費結構不大合理

一是能源儲備量不足，儲備結構不合理。當前我國戰略能源儲備以石油儲備為主，且儲備系統已經比較成熟，而天然氣、煤炭商業能源儲備不足，目前只有北京、河北、天津、陜西等地的少數城市建立了LNG應急儲備站，儲備量較少。近幾年，雖然煤炭一直在去庫存、去產能，但實際上其優質產能和庫存水平還比較低，2017年山西等產煤大區的平均優質煤炭產能不足總生產能力的50%;

二是我國城市能源消費結構不合理。能源消費以煤炭為主，石油次之，而煤炭物流較為脆弱，石油對外依賴度高，都容易受到重大危機事件沖擊。

四、城市能源發展頂層設計和統籌融合不足

一是城市建設和能源系統發展脫節。我國特大城市、智慧城市建設持續推進，但是往往偏重城市信息化升級，而忽略了應結合城市整體發展進程，綜合考慮城市能源系統建設;

二是城市各種能源子系統的發展互相割裂。我國城市供能系統仍存在大量單一能源系統以及傳統的冷—熱—電三聯供系統，缺乏包括天然氣在內的多能源供應系統、控制系統和轉換系統，使得不同能源供給、儲備以及輸配網絡建設之間缺乏深入融合貫通，容易造成能源利用率低、輸配效率低等現象，尤其在應對重大公共危機事件時，不同能源子系統之間信息傳遞低效，容易引發反應滯后和處理不及時等問題。

對策建議

一、健全城市能源應急管理體系

一是完善應對重大危機事件的城市能源管理立法。高度重視城市能源規劃在應對重大危機事件方面的整體作用，將應對危機事件的城市能源規劃相關內容納入能源法規，通過立法提升城市能源規劃在應對危機事件上事前準備的規范性、事后應對的保障性;

二是提升能源基礎設施管理部門的應急能力，加強對電力線路和油氣長輸管道應急搶修、維修和管理隊伍的應急培訓、危機應急演練，增強其快速處置危機事件的能力;

三是建立能源應急物資儲備調用機制，準確掌握可調配資源和可運輸通道，及時有效地為城市各個行業發展提供能源保障;

四是健全城市各部門應急信息共享機制，加強不同部門應急管理聯動機制，保障重大公共危機事件期間經濟社會有序發展，人民生活正常進行。

二、完善城市能源市場監測預警

一是建立城市能源大數據監測平臺，并借鑒倫敦政府實施市長負責、多層次能源日常監控管理體系的經驗，整合國家發改委、國家能源局、地方政府及專業權威機構等多部門的數據，建立多層次的能源供需日常監控體系;

二是對重大公共危機事件期間上游能源生產運行、下游用能需求等情況進行監測、預測和預警，實現不同品種能源的合理生產、儲備和調配，提高能源保供水平;

三是加強能源市場與上下游行業市場的實時監測預警信息的共享和對接，阻斷重大公共危機事件期間跨市場、跨區域的風險傳染途徑，維護社會穩定，支持經濟健康平穩發展。

三、推進城市能源互聯互通建設

一是建立城市綜合能源系統，利用互聯網系統將不同品種能源進行縱向貫通和橫向融合，形成能源互聯互補、信息互通互享的城市能源平臺;

二是依靠技術創新實現單一品種能源系統內部的運行和多種能源之間的轉化，促進能源使用效率全面提高;

三是促進能源供—輸—需系統的互聯互通，建立能源使用品種多元化、能源輸配網絡分布式的能源系統，以智能化和靈活性的能源網絡系統應對重大公共危機事件給城市能源安全的沖擊。

四、促進城市能源系統智能化發展

一是借鑒本次疫情中“大數據+網格化”實時監測分析方法，依托數字化和信息化技術對城市能源需求、儲備建設、資源分布和調度以及供應能力系統等實行全方位監測，轉變城市能源監管模式，為城市能源運行提供精準數據服務;

二是以南京建立的首個城市智慧能源綜合生態系統為標桿，推進更多城市建設集變電站、儲能站、電動汽車充電站、屋頂光伏電站、大數據中心于一體的交互性智慧能源系統，更高效、更經濟地調配和使用能源;

三是借助智慧交通和“互聯網+”聯運平臺打造智能化的城市能源運輸系統，提升能源多式聯運周轉效率，如利用衛星定位、電子圍欄等物聯網技術將在途、在港的車輛、貨船進行實時監控，并將動態數據提供給所裝載能源的供需雙方，以及時有效地接收、儲存和調配能源，保障城市能源供應。

（張躍軍系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教授，湖南大學資源與環境管理研究中心負責人；梁婷系湖南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博士生）